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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建筑设计,正在不露声色地受到世界另类潮流的震撼与冲击,开始以夸张、另类的建筑外观挑战大众传统的建筑审美观念。
2006年最令中国建筑界疯狂的人物非马岩松莫属。从“浮游之岛——重建美国世贸中心”到“玛丽莲梦露大厦”方案设计的夺魁,这个年轻另类的建筑师正以张扬和前卫的名义颠覆着中国建筑与建筑师的传统秉性,企图以另外一种姿态去改变中国成为“世界大工地”的被动地位。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进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城市形态和居住环境问题日益显露的时候,城市建筑与当代文化艺术融合的需求开始变得突出,马岩松的前卫与疯狂恰好佐证了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前卫建筑的主流梦想
相信马岩松的前卫并不是所有国人都能接受与认同的。就如同前卫从来都只能以中性词的身份出现一样。前卫让人感觉到不现实,脱离实际。而前卫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虚无飘渺的代名词。
相反,前卫在西方早已不是时髦的字眼。现代建筑曾经是20世纪初的前卫建筑,如今它们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而在西方,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建筑洗礼,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很少谈论前卫或者先锋建筑。现代主义所孕育的前卫建筑,已经是过时的话题。
前卫建筑话题的沉寂,是因为曾经前卫的现代建筑在20世纪中期被战后的建设高潮所消解,既而逐渐转化为平庸灰色的垃圾。更主要的原因是往往落实为现代建筑的现代城市思想肢解了为人青睐的小尺度的、在回忆中变得更加温柔的传统城市。
那么,究竟以什么来界定“前卫”?又以什么参考来定义“前卫建筑”?
近日,专程从日本赶来参加“2006中国前沿建筑论坛”的75岁的建筑大师矶崎新认为,所谓的前卫建筑是比较活跃的建筑,“即当时所有的存在对于现在都是一个目标点,并且都在朝这个目标前进,站在目标的最前端。站在这一点上的东西被称为‘前卫’。”所以,所谓的“前卫建筑”作为一个固有名词出现,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才正式提出的。
事实上,矶崎新本人就是反主流思潮火热的上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那时候他和许多建筑师一样提出激进的设计概念,梦想着改造城市和社会。40年以后,他受到中国房地产商人的邀请到上海、四川设计项目,在各种名义的建筑论坛上亮相。有着浓重社会关怀情结的他不无悲观地指出,前卫建筑思潮结束以后,还有德里达等批判哲学家对主流体制做出批判,而“9·11”以后,所有的批判似乎都不存在了。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前卫建筑思潮早在1968年后更多地变成是关于未来、关于乌托邦的一种说法。“现在所谈论的前卫更应该代表一种新的精神,一种对未来的预示,暗含着未来有可能成为主流的意思。”矶崎新表示。
同样,著名建筑设计师雷蒙德·亚伯拉罕表示当时所谓的前卫现在看来已经结束了,“现在所谓的前卫就是突破自我,不断的突破自我的界限,挑战自我想象的一种极限。”
文化缺失背景下的前卫建筑
雷蒙德·亚伯拉罕第一次的中国之行在故宫看到了他从未见过的建筑,而随后的几天,用他的话来说,“从故宫再到整个北京的城市,一些珍贵的记忆逐渐在消失。”
“每一种进步都会带来牺牲,牺牲总是伴随着进步的过程,北京这座充满历史色彩的城市在进步的同时也牺牲了一些东西,就是人文主义。”今天的中国城市正义无反顾地闯入西方城市一直想走出的试验性误区,把一个个城市本来的面貌迅速地变成回忆,中国正在不可避免的面临建筑文化缺失的考验。
用矶崎新的话来描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建筑形态在中国只需要五年就会不分先后在同一时间内一起出现。中国对设计的消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昨天设计的东西,今天看起来就旧了。”
当人们说中国变成了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地,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向这个试验场又倾倒了多少陈旧的作品与试验心理?这其中包括被奉为大师者有意无意特别为中国制造的垃圾。而这些建筑却在中国人的眼中扮演着前卫的角色。
事实上,中国如今需要的不仅是垃圾建筑堆积的平方米数,而是需要前卫建筑来创造新世纪的建筑文化,以使自己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的建筑现状的确不是太令人满意。”当代置业总工程师陈音在“2006中国前沿建筑论坛”表示。中国房地产商在巨大的商业压力下,必须要考虑商业的可行性,考虑建筑本身是建立在商业能否成功的基础上。所以,中国的建筑和城市发展中,建筑师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城市建筑评论家周榕认为,建筑师在建筑行业中处于终端生产的环节,实际影响力有限,现在社会上宣扬的种种“试验建筑”、“前卫建筑”已经成为商业炒作的策略,缺少含金量。用矶崎新的观察来阐述的话,“之前五年公众对房屋设计、质量非常关注,而现在对房价的讨论已经压倒了一切,没有多少人会关心建筑设计师在说什么。”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已经有相当多的开发商在企业站住脚的情况下,也希望前卫建筑对城市对文化有所贡献,开始探讨前卫建筑和当代建筑应该往哪个地方发展,如何把前沿的思想贯彻下来,运用到城市建设和项目开发中去。
属于本土文化的前卫建筑
“中国的前卫建筑应该是从本土文化里面生长出来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文一教授曾经这样说过,在今天看到不同国家的建筑师展现了他们理解的前卫建筑,中国的建筑师应该拿出中国认为前卫的作品。
单单从发展商做住宅而言,过分追求一种外在的变化,起不到对建筑、对文化的一种更大的推荐作用。生产出来的东西被消费掉之后就变成了垃圾,而且中国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到了极限的状况。“城市变成了扔弃垃圾的垃圾筒,老的城市规划体制在规划着城市,导致了一种完全矛盾的结果。”矶崎新深表忧虑。
事实上,对当前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建筑的现实或者中国城市正在变化的现实。中国建筑师在巨大建筑量面前怎么样正确地、更加有紧迫感地关注中国的现实,就是中国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讲,这是一个最现实的,也是最前卫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渐渐变成垃圾筒的城市里,如何做到以人为本,把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并非是通过城市规划体制、通过每天一变的设计所能改变的”,矶崎新表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衡量标准引入,这个新的衡量标准不是我这个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生活的人所能评论的,而是需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来挖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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