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 央视百家讲坛 吴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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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抢滩”，进行一场“混战”（说它是混战，因为出题往往未经过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发标、评委组织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力量在茁长，设计机构在重组，经不住大型竞赛的诱惑，因此只能被动地参战，这不免令人联想到1920－1930年代中国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争一席之地的情况，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发展，过去与今天已不能相提并论，但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则是无疑的。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表面上看，是技术与经济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智能竞争，要求掌握“核心专长”，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智能。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颇为确切。中国建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兹举首都博物馆的例子说明。应该说首都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实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扬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争请“洋”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自信。
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叹惜不已。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这类“建设性破坏”已经时有发生，北京从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危房改造，确实改造了一些危旧房，但拆个不停，现已从旧城边缘拆到历史保护地段的城市中心精华地区，眼看雕梁画栋、绿荫满院的住宅，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上述两点危机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所谓全球化（不是真正的）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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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连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也说：“在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没有自觉的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在1920－30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先驱者，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建筑，整理中国遗产，创建名作，功不可没，但1950年代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对世界建筑思想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为过时的学术思想等所支配，如对国际式建筑、现代建筑拳拳服膺。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对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贸大厦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们自己建筑师队伍对中国文化认识还不够，钻研还不深。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1940年代，美国评论家、在历史人文社会多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芒福德（L. Mumford）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象，曾撰写《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为《历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 Hall）在写《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之后，又撰写《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①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②技术的进步，③文化与技术的结合，④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就象它匆匆而来一样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切，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说到这里，我很懊悔自己当年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与我聊汴梁的时候，我未能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一定象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城市确有极盛一时的辉煌，它的发展规律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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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并且，依笔者所见，与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情形下，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在国家或主管部门总的建设纲领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及时地根据当地条件，针对自己的特有问题，利用技术进步，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每个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其历史经验，捕捉当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调动多方面的条件包括文化优势，等等，城市发展必将大有可为。最近苏州召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研讨会就颇有创意，首次公开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研究课题，把研讨会当作过程来办，促成了营造社会氛围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动；我大致浏览该论坛的文集，觉得它给我们的启发还不仅在对吴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从吴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还在于通过对吴文化价值的新认识，将吴文化研究的主题从历史推向了现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租界，“海派文化”的兴起，至少使我国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过来又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至今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开“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百人会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上海具有丰富和多彩的文化历史，并且已经开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础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计划去推动和促进其充满活力和独创的文化，从而来显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独特位置。”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批判了斯宾格勒（Spengler）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对芒福德的批判），在斯宾格勒预言的80年后，芒福德预言的60年后，霍尔以本人的著述为证持有异议，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与持续的再创造，而整个过程似无尽头，无论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无衰微的迹象。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确切的要问，点燃城市之火的创造的火花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问题，但更要反躬自问，难到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真的成为“弱势文化”？处在“危险的边缘”？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对中国如此蓬勃的建设形势，除了吸取西方所长外，就如此碌碌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不反求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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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并向全国学人及全社会广为介绍，这是时代的任务。中国史家对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国建筑史》；1960年代，经刘敦桢、梁思成、刘秀峰等人的倡导，曾组织当时全国的建筑研究力量，编纂《中国建筑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动乱刚结束即着手编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也问世；嗣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分卷中，中国建筑部分以其严谨的内容，光彩照人；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中国建筑图书编辑出版，亦为盛事。如果说196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编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结合的盛举，文革后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几年来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著相继问世外，一系列中国建筑新图书的出版，如《中国民族建筑》、《中国建筑艺术史》，以及《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等，青年史家脱颖而出。应该说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三代之努力已经蔚为大观，功绩卓著，形势喜人。
但是，从现实要求看，已有的工作还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一般讨论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论建筑，从形式、技法等论建筑，或仅整理、记录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与开拓之作，这是一个方面。今天，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宜乎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过去，我不惭浅陋，对建筑与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评论，如对城市文化、地域文化、地区建筑学的提倡，在建筑创作中提高文化内涵等理论的阐述，此处不再重复了，现针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以及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对建筑与城市文化发展作一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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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如就全中华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来，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次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很惭愧年迈八十方初窥宝库，相见恨晚，西藏幅员之广阔，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纯朴，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亦坚定我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浏览之后，再把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杂合”文化（Hybridization），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此处不多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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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从经典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growth development）与自组织现象。
在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与西、新与旧、成功与失败、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从历史经典的作品，建筑师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 为例（建筑部分），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碰撞与融合、理论的困惑与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石库门”建筑的实践，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因此，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建筑与城市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我已多次介绍过王国维先生的名言：“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当前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相比之下，“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就素质来讲，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倒不愁他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但同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最近我成行西藏，动力就来自对祖国“宝藏”补课的愿望，它激发我对祖国文化宝藏进一步学习和发掘的信心，因此我也联想到中国建筑文化的“文艺复兴”，我无意低估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可能贡献（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万国博览会”），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们的学人，打好根基才能与时并进。当然，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象梁思成先生、童寯先生那样融会贯通，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似乎“孤立”的现象连缀为线索，渐成系统，并作东西比较研究，这是提高文化修养，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促进创作意匠的关键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