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
20余年的住宅研究是海杜克建筑实践的起点。它是某种合作的产物,这种合作在教学实验和实践实验之间交替进行,并且开放了作为一种特殊设计探索的建筑创造的可能性。如雷德.克罗拉夫(Reed Kroloff)所说,它改变了这个世纪我们研究建筑的方法。
海杜克早期住宅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德州住宅(图2),1954-1962;菱形住宅,1962-1968;墙宅,1964-1970。
“九个正方形”网格是海杜克在“德州住宅”中所进行的形式探讨的第一个主题。这里有帕拉蒂奥与30年代中期的密斯的双重影响。一种网格的清晰结构被密斯式的“句法”系统地表现出来,横梁式的结构逻辑严格地界定了最早的德州住宅的特征。除了这种结构、节点逻辑的介入,海杜克复杂的文化背景(芝加哥学派、晚期密斯、风格派、综合立体主义、柯布的全部作品)也为它带来一系列变奏。肯尼斯.弗兰普顿认为,在德州大学自发组织起来的欧洲东海岸建筑先锋派的意识形态中,密斯作为潜在“在场”的事实,似乎已被充分地反映在海杜克早期的正方形设计之中。 [3]而且,这与海杜克在德州的教学同样密不可分——虽然科林.罗和斯拉茨基的“浅空间”理论与海杜克这一阶段的研究有否直接的关系难下定论,但影响肯定是存在的。此时的“德州住宅”(图3)研究已经具有相当明确的“语言特征”。这一点在“菱形住宅”中将得到更为深入、系统地研究,并且由此形成海杜克完备的语汇库。
“菱形住宅”(图4、5)是海杜克住宅研究成熟的标志。一方面,它建立起一整套由相对立的元素组成的自主的符号体系,以研究二维空间与三维空间之间的相互转化,和在平面中探讨空间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将陈旧的透视投射法替换为具有强烈二维性的垂直面向观众的正轴测图。在“菱形住宅”里,海杜克开始通过一整套精确的操作程序,包括旋转、投射、增补、删减,来赋予建筑以生命,并且较之“德州住宅”,海杜克更为自觉地将操作过程和时间作为某种活跃的因素引入形式经验之中。
“菱形住宅”最明显的特征是蒙德里安的绘画作品的影响。另外,“菱形住宅”也是海杜克常年(从1953到1963年)研究柯布的一个阶段性结果——是对柯布的一次“驱魔”过程。在蒙德里安与柯布之间,在立体主义美学与柯布的“正方体系统”之间,在将立体主义绘画彻底转化为建筑形式的地方,海杜克发现了一个被“压缩”的时间维度,按照海杜克的话说,那是个“脐带”,它将“所有东西联系在一起”。 [4]
“墙宅” (图7)是海杜克最为著名的住宅研究阶段。2001年9月,在海杜克去世之后,“墙宅2号”(图9)在荷兰的格龙林根的建起吸引了不少评论家的目光,并且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研究风潮。海杜克将对墙的穿越这个平凡的行为抽离出,置于住宅这一最低最基本的(建筑)物质形态中,使它在一系列对立状态之中:公共和私人,服务和被服务,过去和将来,固体和流体,功能和形态,引起某种改变。(R. E.萨默尔将这一对墙的穿越比拟为卡夫卡的“地洞”当中穿过入口的运动。)墙宅要考察的就是在这种改变中,“什么东西是最短暂的”。
“墙宅”(1号和2号),以及它们的几个变体(NESW 宅、住宅18、18A、20等),尽管仍受后立体主义绘画的影响,但是海杜克已经开始在主体,语境和时间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尝试引发种种不同的效应。通过将建筑的符号压缩成它们最普遍最风格化的元素之中,例如,对功能,几何体和色彩的不同迭加,海杜克创造出许多神秘的关联。当然,这里,精确的操作程序问题和时间问题仍是海杜克关心的焦点。
三个住宅系列只是对海杜克庞大的住宅研究计划的一个粗略的划分。这个划分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住宅作品——伯恩斯坦住宅、1/2住宅系列(图8)、1/4住宅系列、3/4住宅系列、Barbar宅、住宅10号(图6)——同样值得注意,它们对在三大主系列研究中出现的、但未能充分探讨的问题分别加以独立的展开。这使得三大系列研究一直处于活跃的开放状态之中。
20多年来,除少数例外(在西柏林的几个住宅(图10、11、12、13)),海杜克的住宅作品均由绘画和模型来完成。海杜克很满意让他的这些探索在探索中结束。对他而言,形式催发了一种生命之路的诞生,它的真实生命不能由他人给予,只能来自自身。他的这些住宅作品因此免除了一切社会实用的特征,从而使自己处于彻底的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是以对设计者的心智进行充分的限定为前提的。某些评论家曾因此将海杜克与列杜、布雷等人一并归于空想性的建筑师之列。但与列杜等人的作品中的灼热的无节制的享乐主义不同的是海杜克的形式理论具有一种极端的自控品质——精确,微妙而且节制,它是持续的禁欲主义式献身的结果(这与空想、幻想什么的没有关系)。海杜克将自身奉献给那些历史久远的抽象的形式理论,他的冷漠超然的住宅方案因此具有了一种“生命的抒情性”,这一“生命的抒情性”便是海杜克称之为建筑诗学的基本含义。并且,海杜克认为,建筑诗学必须由建筑师来赋予。 [5]
海杜克的住宅研究使他从容地进入先锋派这个颇有几分秘密色彩的世界里,与诸多了不起的人物相并列。但是,这只是个开始。海杜克对当代建筑学所产生的富于启发意义的深入影响是他于70年代中期着手进行的“假面舞会”系列。相比之下,住宅研究帮助海杜克确立其先锋派建筑师的身份,而“假面舞会”则是海杜克以此身份来履行他的“社会契约”的开端。
假面舞会
从60年代末开始,海杜克对住宅所作的语言研究趋于结束。海杜克的兴趣转向在“墙宅”中隐隐出现的有叙事意味的“群体叙述”(mass narratives)。这一“群体叙述”隐含着某种未被现代主义所抽象和一般化的“反理论”。这正是海杜克在住宅研究中对现代主义所进行的持续的“特定误读”中所积极追寻的东西。在“沉默的证人”和为新东正教所作的新城中,海杜克开始尝试利用住宅的增殖和积聚来与此“群体叙述”建立联系。由于“群体叙述”所具有的生来的城市性和生态性,海杜克的巨大规模的城市研究就此拉开帷幕——在各个城市中的“假面舞会”也就此纷纷上演。
“假面舞会” 首先是个城市概念。就像各种各样的传统化妆舞会——英格兰的哑剧表演或意大利16世纪的即兴喜剧——使用一套普通的演员角色来展露出一个社会的横断面,海杜克在他的城市计划中也采用类似方式进行这种显露。“假面舞会”的主要运行内容是她的“剧团”的“表演”。“剧团”是海杜克对独特的社会和城市类型——公共机构、社会角色、建筑类型、公共空间和机器——的若干次聚集(在“费城假面舞会”的“客体/主体”的剧团中,演员由这样一批原型形式——住宅、塔楼、地块、平板、剧院、大门、亭子、花园、迷宫、道路、方型广场、桥梁、机器,以及斯芬克司头像的变体——组成)。海杜克相应地赋予它们以不同的物质性在场,由此构成一个“第二种剧团”。它扮演着某种“类似的”城市——它“是当代城市的一个原始的、返古的、起源的翻版”。 [6]迪特莱夫.马汀(Detlef Mertins)认为,那些超越时间的场景——同时熟悉又陌生——使社会的构成物和反构成物的机制(mechanism)变得可见。
海杜克的“假面舞会”并非对所有类型的城市都有兴趣,它显然只关心那些“生命被构成同时又被耗尽” [7]的有某种特殊含义的城市——柏林、汉诺威、符拉迪沃斯托克等等,以及对相关的机构、建筑文本的细节的观照。“第二种剧团”所表演的“社会管理技术狂欢假面舞会”既在时间之内,又在时间之外地将这些细节转化为奇观,从而激起某种距离之外的批评性反应和对建筑师在其中的角色的沉思。
海杜克在对他的“剧团”的“演员”的选取中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类型学。与19世纪夸特梅尔.德昆西为建筑所作的充满愉悦之感的原初类型分类——棚屋,洞穴,以及帐篷——不同,海杜克的建筑类型并不涉及理想的类型,而是寻求阐明并因而恢复支配日常社会生活的类型。它们不是作为现实的自然主义式的呈现,而是作为“满足其场所需要的必然的虚构”。 [8]它们表现出海杜克对现代性的极端锋锐的批评性描绘,并开启了被现代社会机构——内阁,博物馆,公墓,卫队——所规律性压制的,以及被建筑学所规训的暴力与被抑之物。
在“剧团”的“演员”的脸上,海杜克无一例外地戴上“面具”。海杜克通过这种风格化的客体形式将自由控制的个人主义者的主体驱除掉,以使一种特殊的即兴演奏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匀质的、狂欢节式的演奏)。海杜克在对“面具”的设计中既运用具像技术,也运用非具像技术。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被现代建筑抛弃的19世纪古典主义者的模仿理论。通过吸收类型、记忆、身体、形象等表现手段,海杜克获得对“面具”形式的感知,然后述诸于他的“建构绘画”。它——“面具”——既要“具有灵魂(animistic)”,又是“拟人的(anthropomorphic)”,同时还是“建筑性的(architectonic)”。
已建成的作品片段通常运用一种自我暴露的,用木头或金属平板作为覆层的简易的结构框架的建构体系。迪特莱夫.马汀称其为“赤裸裸的元素主义”。滑轮、滚轴、十字型交叉支杆、封闭或留有窥视孔的箱形空间、铁链、绳索、倾斜的长型圆锥体或棱锥体、小拖车、贯穿封闭空间的梭状体、多层阶梯状折面是常见的一些视觉元素。它们在一起产生出的触知性是强烈和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在强烈的触知性(与此相对的是材料散发出的奇异的冷漠之感)的背后,是一个黑暗的、封闭的、拒绝进入的内向空间(每一个“面具”都拥有一个这样的空间)。因为这样一个避开视线干扰、身体进入的黑暗空间的存在——它腾空内部以使自己彻底外在化,形式与表现的之间延续两百年的透明关系转化成了美杜莎的面具的晦暗。
忽略掉“面具”的物质性外貌之后,我们能够感受到在它的那个黑暗、内向的封闭空间里返震出的某种神秘的声波——它正是海杜克在其作品中孜孜以求的那个“灵魂的声音”,它唤醒了某种似乎存在,我们又不知其存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强迫自己回忆起我们已经遗忘、或假装遗忘的那些“我们时代里不可思议的种种恐怖” [9]。大卫.夏皮罗(David Shapiro)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这句话来概括海杜克的作品的这一特殊的品质。
从1983年开始的20年里,海杜克的“假面舞会”的部分作品在亚特兰大、费城(图18)、波士顿、伦敦(图15、16)、柏林(图14)、奥斯陆(图17)、纽约、米兰、布拉格、布宜诺斯艾利斯(图21)等地由图纸与模型转化为物质现实。 [10]那些或大或小的构筑物都由当地的建筑学院的老师、学生,以及各种各样为海杜克作品所深深着迷的人共同建起(纯粹的自愿活动)。有些时间跨度相当大——亚特兰大的“自杀者的住宅”与“自杀者母亲的住宅”从开始进行建造到完成化了整整四年时间。但这毫不影响“舞会”的继续上演,即使海杜克已经去世。 [11]
这些构筑物留存的时间都很短(除了几个放置在室内作永久展示的)。它们大多很快便会被移走,拆掉。但在短短的三周、四周里它们创造出来的强烈的场所感却令所有目之所见的人都无法忘怀。它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分钟都会产生一个奇迹,它们给予我们一种无法再现的身体体验(也是精神体验)——对于建造者如此,对于每一个看到它的人也如此。“在每一个地方,建造都成为一项仪式”,海杜克说道,“并且,人们政治性、社会性地联系在一起。” [12]
1990年,海杜克受捷克总统哈维尔邀请,将他的“自杀者的住宅”与“自杀者母亲的住宅”(图19、20)建在布拉格。在海杜克的协助下,“自杀者的住宅”与“自杀者母亲的住宅”在捷克王宫的皇家花园里首次展示给大家。
“假面舞会”是海杜克对我们时代的一次非难式的批评。这当然不仅仅指的是那些结构物散发出的悲伤和举哀的纪念性气息——这些在“时间的坍塌”与大屠杀、“自杀者的住宅”与68年的捷克事件的关联中很容易看出来;也不指的是他的刑罚学主题——评论家在那些构筑物中找到与卡夫卡的小说相对应的大量细节。“假面舞会”不是隐喻性的纪念,它是海杜克所认为我们已经进入的“悲观主义建筑学”的一次可能的表述。“我们不再在一个乐观主义的年代里。我们走过了一个只有乐观主义方案的时代。学校、医院,处处都是阳光。界限打开。私密性处在一个最低限度。没有卧室。没有厨房。敞开空间。无须有私密处,因为这是非常乌托邦的,充满光线的,未来的乐观主义景象。” [13]海杜克认为在这个“乐观主义年代”之后,我们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反力”——“像中世纪一样,悲观主义内容的存在打破了乐观主义内容的平衡。”我们已经进入的悲观建筑学不是一种消极的单纯的否定,甚至不是对占据主导位置的乐观主义建筑学的行而上的补充。它不过是一种我们必要的精神状态。在那个以柯布的“白色大教堂”为标志的时代里,我们曾经忽略掉它——现在又需要它了。悲观主义建筑学与乐观主义建筑学在今天将再度一起构成一种均衡、一套平衡系统,并且以“一种平行的和生产性的方式”向前发展。
海杜克非常清楚建筑学是一门多么脆弱的学科。“建筑一直是一个边缘条件,”海杜克说,“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平衡维持着它的生命活力。 [14]善之血与恶之血是它的两股动力来源。它——建筑学——必须同时拥有两方面(善与恶)的状态才能健康地生存下去。“假面舞会”是为黑翼天使准备的房间——如果我们不能依据内心的维度来测量建筑;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自身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那个无声黑洞;如果我们不能面对我们的“被魔鬼戴上面具的社会性自我”——我们将无法进入它,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