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建筑：“这个杀掉那个”？

飞天2

媒体与建筑：“这个杀掉那个”？

南方都市报

人物简介：朱涛，建筑师、建筑评论家、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硕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候选人，中国建筑传媒奖学术顾问。 访谈背景：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10月21日正式启动，这个以“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为主要评奖标准的奖项，在业界受到广泛关注，也促使学者反思媒体与建筑的关系、建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建筑师的社会责任等问题。中国建筑传媒奖学术顾问朱涛认为，该奖项对促进中国建筑师公共空间意识的觉醒，推进公民空间的建设上有积极作用。 1．媒体与建筑：“这个杀掉那个” 南方都市报：还记得半年前和你说起我们要办中国建筑传媒奖的时候，你当时很兴奋。 朱涛：是的。这让我深入思考建筑和媒体、建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种种问题。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有一句著名的判断：“这个杀掉那个”。他说，建筑艺术，尤其是哥特大教堂，曾是记录人类文明的最重要载体。但是，在十五世纪印刷术发明后，书本因其便于复制、传播、流通面广，便取代了建筑，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载体——“书本杀掉建筑”。而五百年后的今天，不停有人在说，电子媒体，以同样的道理，已经或正在杀掉书本。这样算下来，我们建筑已经被你们媒体“杀掉”两次了，怎么还能活下来，甚至荣幸地和媒体并列在一起，成为《南方都市报》的一个大奖呢？（笑） 南方都市报：因为我们确实认为建筑对于社会意义重大。 朱涛：那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建筑对于社会的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从物质、硬件上说，建筑是一种工具，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庇护所或空间平台；从精神、软件上说，建筑是一种艺术，为人们特定的文化状况提供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经常很复杂，往往很难一下子分清楚。 使问题更复杂化的是，媒体介入了：建筑一旦修出来，是牢牢固定在某个地方的，而对它的介绍和评价，不管是关于物质状况还是关于文化表现，往往还得主要依赖媒体传播。有多少人实地看过埃及金字塔和悉尼歌剧院呢？很少，大多数人是通过媒体了解的。 南方都市报：您是不是想说，媒体对建筑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人们对建筑本身的判断？ 朱涛：对，这是个双刃剑。我想先讲“媒体杀掉建筑”所表现出的一系列负面结果。第一，今天商业化媒体的发达，尤其是图像媒体的发达，导致读者对建筑的判断，往往停留在对唯美化的、二维的建筑图片的判断，而远离了对三维的、用“实打实”物质材料建造出来、和人们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建筑物的综合性判断。 南方都市报：所以我们这次“建筑传媒奖”打破先例，要求评委先去实地参观建筑，再做最后评判。 朱涛：这决定非常明智，肯定会对扶持有深度的建筑评判文化有帮助。我再接着说第二个负面结果：在更广的文化环境中，商业媒体或意识形态宣传媒体通过各种操纵手段，比如通过刺激感官的广告图像或说教式的宣传画，使得读者的感觉和关注越来越远离现实物质世界的经验，不光使他们丧失判断实际建筑物的能力，也丧失读解建筑的社会背景的能力。人们会越来越沉醉于唯美的图像，不会再关注建筑物背后连带的社会政治、伦理、公正性等重大问题，不关心建筑直接相联的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 我举个例子，我最先是从媒体上看到奥运鸟巢的效果图，我很喜欢该设计。但是当我现场参观后，我非常失望：我发现那表面交织成“鸟巢”图案的巨大钢柱，有1.2米见方，实际上不起结构支撑作用！它们除了支撑自身重量和内部一组楼梯外，几乎不支撑其它东西：原先要支撑的活动屋顶因严重超支已经被取消了，而该建筑的最核心部分如体育场看台等，则在里面是个完全独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换句话说，“鸟巢”的最引人注目的交织钢柱图案，仅仅是个图案而已。那我的疑问是：花几十亿元，耗费如此多的钢材，仅仅为了修建一个巨大的“鸟巢”的图像，这建筑师是不是也太疯狂了？！ 我把自己的疑惑告诉朋友，有人很愤怒，而有人则很坦然，后者说：等到奥运开幕，当鸟巢的图像在全世界的媒体上流传时，你就会意识到现在花再多的钱在钢材上都是值得的！——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对于建筑的价值判断，有人看重物质和审美的基本平衡，有人则更看重建筑的形式在媒体上作为图像的意义。 南方都市报：是啊，毕竟去现场看鸟巢建筑，并且还从结构的观点来审视该建筑的人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人是从媒体上看它，因此对于该建筑的价值判断，很容易导致媒体图像的意义远远压倒该建筑物本身的实际意义。 朱涛：对！整个商业媒体的逻辑越来越趋向于：你要的不就是一个媒体效果吗，还管它“实际的东西”干嘛？如果真这样的话，北京还干嘛要费这么大劲搞拆迁、治理交通和污染，花这么多钢材修那么一大个“鸟巢”呢？只要花一笔钱，好好做一段电脑动画，岂不效率更高？显然，这逻辑是荒谬的。 南方都市报：要这样的话，可就真是“媒体杀掉建筑”了！ 朱涛：不光杀掉了建筑和城市，而且杀掉了建立在各种物质基础上的社会生活。一方面，人们受媒体引导，倾向于相信在媒体上看到的，就是实际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在媒体上看不到，往往就假定该东西实际上不存在。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现在媒体对地震灾区的报导几乎消失了，这导致很多人开始忘掉了震区的存在了。马上就要入冬了，还有多少震区老百姓还面临着最基本的庇护所的问题？金融风暴来临，城市里纷纷紧缩银根，那震区重建会受到哪些影响呢？以前答应给希望小学的捐资，还会兑现吗？这些问题，已经很少有媒体再去关注。 2. 媒体与建筑：这个支持那个 南方都市报：我感觉你上述批评的另一面，至少在言下之意暗示有另一种可能：媒体也是可以撇开肤浅的文化表象，深入关注现实生活，也有可能和建筑这种建设性行为一起合作，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是吗？ 朱涛：绝对是！我现在讲讲我们之间不是“这个杀掉那个”，而是有可能建立起来一个“同盟关系”：媒体和建筑可以联手，一起为建设“公共场域”(Public Sphere)做出贡献。该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哈贝玛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它是指人们能聚在一起，自由、理性和批判性地讨论社会问题，并能通过讨论影响政治行动的地方。显然，该场域不属于单个个人私有，也不从属于政府，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使人们得以聚在一起，成为“公众”的公共场所。它有时体现为有形的建筑公共空间，如广场、街道、公园、咖啡馆等，有时依托在无形的媒体公共空间里，如报纸、书籍等。经常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哈贝玛斯说，在18世纪某些特殊情形下，在英国的咖啡馆、法国的沙龙和德国的圆桌社（Tischgesellschaften）中，新兴的市民和中产阶级人士得以聚集，讨论文学艺术作品，进而讨论政治、经济问题。在这些场所中，各人不分社会等级、彼此不受经济利害关系制约，大家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由表达意见——这就是“公共场域”的雏形。在我看来，不光是咖啡馆等社交空间，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在城市中催生出的一系列公共空间如广场、街道、公园都为“公共场域”的出现奠定了空间基础。 紧接着，媒体的作用凸显出来。按哈贝玛斯的论述，18世纪自由民主化的出版企业、报纸和各种公共论坛有力地促进了“公共场域”的成长，使得它开始能够影响政治和社会生活。这种媒体“公共场域”的重要特征是，它与教会和政府的权利分离出来，不是它们的喉舌，而是与民间丰富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相连。 但是到后来，哈贝玛斯也论述到，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涉及到了，现代商业媒体的发达，反过来而又导致了“公共场域”的衰落，因为它的重心越来越转向操纵人们的消费，而不是在鼓励人们理性地思考和讨论社会问题。 在我看来，现阶段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一个基本课题正是：群策群力，建立起一个介于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公共场域”，使得公民们可以在其中以多种方式聚集起来，成为多种层次、规模的“公众”，来一起探讨社会问题——既争取各自的利益，又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个“公共场域”的建设要通过多重渠道，其中就有媒体建设和空间建设两大维度：一方面是多种多样的公共平台，比如开放的媒体、活跃的网上论坛、深入民间的社团组织、社会网络，另一方面是城市中的各种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街道等，以及那些富于探讨精神的聚会场所如书店、沙龙、茶馆、咖啡馆等等——这些是建设现代民主城市和公民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在商业媒体和意识形态宣传媒体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有《南方都市报》这样的报纸，致力于“公共场域”的建设，真是难能可贵。比如，正是2003年《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事件”的报导，才激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才促使政府废除了城市收容遣送制度，有力地捍卫了每个公民在任何城市空间里本来该拥有的权利。对这种工作，我是非常尊敬的。 南方都市报：那你们建筑行业在“公共场域”建设上体现在哪儿呢？ 在建筑、城市空间上，我们做得远远不够，需要努力的实在太多了。首先，我认为，要努力争取和捍卫公民使用公共空间的最基本权利。 记得1992年，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愣小伙，从内地到深圳特区打工。当我第一次进入荔枝公园闲逛时，居然发现该公园不收门票，我刹那间有了对该公园、甚至该城市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碰到的，不向人民收费的“人民公园”！ 今天，相信全国各地免费开放的“人民公园“已经很多了，但我们仍需在很多方面倍加努力。比如，我举个反例：1998年，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受到冲击，从那以后领事馆为了加强安全戒备，就让武警把领事馆墙外的人行道封掉了。行人无法通过，只能冒着危险下到车道上绕行一段。领事馆的领地是在院墙里边的，而人行道空间则是属于成都市民的。领事馆为加强警戒，在围墙里面退后，设一段隔离空间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却是往前侵占城市人行道这一公共空间。成都市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空间权利受到了损害？我亲眼看到好几个学生签证出来，很兴奋地想向家人宣布好消息，而家人只能等在路对面，学生一出来就想赶快冲过马路告诉家人，而路上来往车辆很多，好几次差点出车祸。 反过来，我举另外一个例子，香港的时代广场有个现象以前我就觉得挺怪的：游客到那儿买东西，走累了想在时代广场门口花坛的边沿坐一下，保安就会过来阻止。大家也没什么怨言，因为觉得那可能是私有的场地，所以保安有权不让老百姓坐。但突然有一天，报纸上披露时代广场在修建前，开发商曾跟政府签过公用契约：政府允许开放商多修一部分建筑面积，而作为回报开发商应开放地面广场部分，使它成为公众可以逗留休憩的空间。这个消息一出来，好多老百姓马上就开始到广场行使自己的权利：要到那里坐，而开发商马上就不动声色地提供一些半艺术装置半座椅式的东西给大家坐；还有人抗议说，既然该广场是免费的公共空间，而开发商将其中一块场地租给星巴克经营长达两年，还多年来不停地将另一些地方出租做商业展览活动，每日租金最高达十二万元，实属违法行为——该申诉很快导致政府对开发商的依法重罚；另一些旨在捍卫公共空间权利的活动家甚至开始在那儿搞一些行为艺术，以量度这“公共空间”到底能公共到多大程度……总之，该事件体现了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些特征，公民们了解并且珍惜自己的空间权利，也知道通过哪些平台和手段来抗争，最终经过努力，使得时代广场真正成了“人民广场”。 今天，在全国各地，有多少建筑在退城市红线后，让出的公共能真正为公众使用，而不是被开发商分割为停车场和商业铺位？有多少“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能允许人民聚在一起，行使他们的空间权利，谈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广大公民齐心协力，每看到不合理的现象，都主动地呼吁和抵制，我们就能一点点地在争取公共空间权利上取得进步。 3. 建筑设计与公共空间营造 南方都市报：您刚才讲的都是公民如何在公共空间使用上争取他们的权利，您能不能也从建筑设计的角度谈谈？建筑设计能对此有所帮助吗？ 朱涛：香港汇丰银行大楼可作为一个例子。它位于中环商务中心区，南面背靠山地公园，北面正对皇后像广场和维多利亚港。当然，一个英资银行在市中心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在1997回归十几年前要立志修成“世界上最好的银行”——你可以对此做很多方面的读解，但我这里想强调它的设计体现了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尊重。 该建筑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rster) 及合伙人设计，它的最大特点是悬索桥梁式的结构体系：其垂直结构和交通核心筒被设置在建筑东西两边，向下悬挂出一段一段的办公楼层来，每段有4－7层高。这种结构体系使得建筑内部成为没有柱子的开敞办公空间，外部获得了极富特色的立面表达，从而成为二十世纪建筑史上的杰作。同样重要的是，该建筑的悬挂结构还在地面上形成一个有顶盖、没有柱子遮挡的广场，为寸土寸金的香港中环商务区慷慨地贡献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来。该广场连接南北两条城市街道的行人交通，面向北边皇后像广场开放。在星期天，它成为外籍保姆席地而坐，野餐聚会、休憩打牌的好去处！如此美好的公共空间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有远见卓识的建筑师通过精心设计营造出来的。如果建筑师没有对城市空间的尊重，不坚持奉献出一个架空广场的构思，一切都不会发生。当然，业主的慷慨和政府的相对开明也是必不可少的。 南方都市报：那您有没有类似的当代中国建筑设计成功的例子？ 朱涛：中国有无数个民间自发形成的公共空间如茶馆、戏楼，有如上海外滩这样通过历史演变出来的城市公共空间，但遗憾的是，当代建筑师主动通过设计营造出来的优秀案例却少之又少。有限的几个，为了避免对评奖起引导作用，也不便提出来。 南方都市报：这种匮乏是不是反过来说明当代中国建筑师缺乏营造公共空间的意识？ 朱涛：原因是多重的：如果政府只关心建设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如果开发商可以堂而皇之地为了商业利润而牺牲公众的空间权利，如果公众不关心或根本没有渠道去争取自己的空间权利，等等，公共空间的建设都将是很难的。当然，如你所说，建筑师的意识缺乏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时空压缩”过程：在极短的时间里，社会在急剧地变化。在过去30年中，中国建筑师不仅要在发展的“硬道理”下被迫完成极高的产量，还必须得迎合业主的文化需求，为他们投射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图像。这是一个无比匆忙和困惑的时代，它导致了今天中国建筑师的一种典型思想境界：几乎是完全的麻木，他们对建筑对于社会的意义，不管是在物质生产上，还是文化表现上，都没有深入、批判性的思考。 在建筑生产上，自1980年代建筑业成为国家支柱产业蓬勃发展起来，设计院从国营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获得了市场自主权，更有建筑师逐渐摸索出独立的事务所经营方式，成为介入建筑业的活跃力量——但这些独立目前仅仅表现在经济层面上，或者形式创作上，而中国建筑师到现在为止尚未发展出清醒、独立的社会意识。尽管在社会生产中，建筑一直充当着将政治和经济结构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中国建筑师的高产量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又是如此之大——一片片新城、小区在他们手中快速建设起来，经常有人说中国建筑师产量是国外建筑师的几千倍云云。但遗憾的是，中国建筑师从业的社会态度却异常消极和被动。作为狭义的职业工作者，大量建筑师甚至都无暇关心自己产品的社会后果，更不要说还持有通过建筑实践来改善社会状况的信念；作为广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很少有眼力透彻地观察自己身处其中的空间政治经济的运作，更少有勇气站出来批评该运作过程中的不合理和不公正。 而在文化表现上呢？我先把话题岔开一下：在1930年代墨索里尼政权下，意大利处在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广大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穷困的状态。而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意大利电影呢，却在热衷于编造高居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富家阶层的闲暇生活中的浪漫故事。其中一个细节在该类电影中频频出现，那就是“白电话”。电影中的富家公子哥、大小姐们，身着考究时装，在豪宅里总爱手中抄着一个雪白的电话，潇洒地背台词。“白电话”在当时代表了一个“高尚的”阶层，一种高超的品味，一种令众人仰慕的“居住方式”。就因为这个细节，那一时期的意大利电影被戏称为“白电话”电影。 现在话题转回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当今中国建筑文化正处在同样一个无视广大公众生活现实，仅仅专注富家阶层兴趣的“势利眼”状态。唯一的不同是，时髦物不再是白电话了，而是其它一些所谓引领时尚的东西。比如我这里举个开发商、建筑师和媒体都热衷的建筑例子：私家别墅。 在中国用地如此紧张、人口如此庞大的国情下，有多少人住得起别墅？它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当代中国的居住文化？当一方面老百姓面临住宅危机，一方面中央政府拼命叫停别墅开发以保护仅剩的耕地资源时，为什么有那么多建筑师背过身去，如此津津乐道于小别墅的美学趣味？为什么一些别墅项目，在中国本没有什么广泛的社会语境和意义，却能在媒体上占据中国建筑学话语的中心地位？作为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独特表现，它无可非议，但当它成为引导文化时尚的主潮流时，就是一种文化病症了。 像“长城脚下的公社”这样的项目，在象征着民族集体意志的万里长城脚下，辟出那么一大块地搞私人开发。开发商请一组亚洲明星建筑师各设计一栋貌似简朴的豪宅，最后将其转成豪华酒店经营，再进一步刺激二期批量复制的别墅开发。“公社”的服务员穿着黑色考究的“时装中山装”，左胸还绣一个红五星。人们去参观一下比看紫禁城还要贵，住一晚标准间要花几千元，整个项目还打着“公社”的噱头。如果说大跃进时代的公社，为了实现冒进的集体化目标，导致数千万人饿死；而今天的“公社”中，只有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享用，多么大的历史讽刺！ 南方都市报：现在通俗媒体在介绍建筑文化时，往往关注介绍明星建筑师，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朱涛：媒体热衷于对明星建筑师进行媚俗报导，明星建筑师热衷于进入时尚文化——这两重负面影响是相辅相成的。建筑师之所以值得人们尊敬，要么因为他作为空间艺术家，创造出伟大的建筑作品，要么因为他有深刻的空间思想，激发别人的思考。但是现在很多建筑师在媒体上不是在展示作品和思想，而是热衷于显摆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喝什么酒、驾什么车，一个个都堕落为时尚明星，真是可悲！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种建筑文化近期会有转机吗？ 朱涛：我感觉，我也期待，2008年会是个转机。曾经一度，整个国家、所有人对建筑的热情都集中在那几个奥运会地标建筑上。但5•12地震发生了，我们忽然间发现还有那么多乡村、学校被完全忽视了。这个天灾恰恰击中了我们社会的脆弱之处。我本人希望5•12的发生能引发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政府和民众都开始真正关心我们过去长期忽视的问题，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教育设施、医疗设施、公共福利设施等等。也希望这能成为建筑师工作重点转向的契机。形象工程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应该共同开创一个“公民建筑” 的时代。 南方都市报：我们“建筑传媒奖”的口号就是“走向公民建筑”，您能否在这里阐释一下您所理解的“公民建筑”？ 朱涛：所谓“公民建筑”，就我理解，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从建筑使用类别上，它是指“民用建筑”——为民众生活使用的建筑，以区别于工业建筑等、军事建筑等；二是从建筑创作上，它是指那些关心各种民生问题，如居住、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问题，在设计中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为现时代状况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筑作品。 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我们的社会如此迫切地呼唤建筑师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建筑师在每个操作层次上都频繁地触及到权力和资本的多个界面，但这绝不意味着建筑师就该沦为附庸权贵的机会主义者或犬儒主义者。恰恰相反，正因为建筑师与权力、资本和社会的接触面如此之广泛，正因为建筑师的设计行为实际上是在多个维度上同时展开的诠释传统、转化现实和塑造人们未来生活的社会实践行为，建筑师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才变得尤其重要。 今天，中国建筑师们置身于一个空前的“建筑时代”，其社会影响力可在三个层次上得以体现：1. 建筑设计：在全国范围的建设热潮中，建筑师们所承担的设计项目，无论是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设计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深远的；2. 策划与参政：一些建筑师已经强大到可以介入开发项目策划和政府决策的过程；3. 话语建设：建筑师特有的知识理性，可以通过教育、媒体等手段在社会中传播，积极参与公众讨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构筑起自下而上地监督开发行为和政府决策过程的民主话语。 总之，中国建筑师极有潜力而且有责任利用其特有的职业技能和知识理性，在政府、开发商和公众利益三极之间努力幹旋，扮演一个积极的社会角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并担当新文化建设的一员。我衷心祝愿你们的“中国建筑传媒奖”能推动这个历史的转机！

ANT

仔细读了下来很有意思。虽是转贴但也是在为呼唤建筑师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贡献自己的力量～呵呵！

ARC—骑士

abbs上读到了~~ (*^__^*) 嘻嘻……！ 顶起！

豌豆黄儿

好文